百代凝光—精选拍品
Lot.清光绪仿宣窑青花起线玉堂春瓶一对
款识：大清光绪年制
尺寸：高39.1cm；顶部直径10cm；宽23.5cm；底部直径12.9cm*2
说明：赏瓶制度，最早由清世宗胤禛创设。雍正八年造办处“活计清档”载：“十月三十日，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，尔照年希尧……再将赏用瓷瓶样亦画样呈览，交年希尧烧造些来。……十二月十一日将画得……瓷瓶样九张内务府总管海望交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赐领去讫。”而如本品之长颈鼓腹者，清宫档案中录为“仿宣窑青花起线玉堂春瓶”，自雍正后延烧不断。此瓶式是否出自雍正八年的九张画样，已不可考，但光绪时确曾用此类以嘉赏臣官，故亦用“赏瓶”名之。
此对瓶胎质坚洁，釉面清洁光润，为光绪青花玉堂春瓶中之上品，因肩部起凸环为饰，故曰“起线”。其青花以点染模拟宣窑效果，发色平匀，蓝中略紫，所绘纹样清晰，连绵不断。其瓶腹所饰花卉，乃自雍正创设，构图平实，风格沉稳匀谨，为有清一代最经典的官窑品类。上海博物馆藏一例，见录周丽丽，《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：清代雍正-宣統官窯瓷器》，页，上海，年；此外，清宫旧藏亦见同类，现藏北京故宫，编号故-1/61。
Lot.
元填红地刻白莲纹玉壶春瓶
尺寸：高28cm；顶部直径7.9cm；宽14.5cm；底部直径8.4cm
说明：瓶式圆口外折，细束颈稍长，垂腹，圈足。修足爽利，露胎细实，胎表呈火石红色。其内外壁罩施白釉，质地细糯，色白而微青，光泽明润。器身以线刻技法装饰折枝莲花，刀法豪迈畅快，不拘小节。而此瓶瓶口、器腹皆用釉里红装饰，其技法特殊，填画釉里红平实厚润，色泽深浓郁丽，如施红釉为地，与留白莲纹映衬，效果鲜明强烈。
成熟之釉里红瓷自元代始见，其所烧佳者宝红凸起，光润璀璨，因彼时工艺尚未完善，故造成甚少，且经年即久，传世尤为罕有，今见一二即以为宝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例元瓷填红玉壶春瓶，其一纹饰与本品相近，色泽鲜红，但未见绘画蕉叶装饰。该瓶源自清宫旧藏，天府秘蓄，显赫传世，令人惊讶，见刊于耿宝昌，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》，页，上海，年（图22-1）；另例则于器腹设灵芝瑞兔装饰，风格明快豪迈，刊载前述同书，页。此外，该馆另藏一青白釉刻莲纹玉壶春瓶，编号新，其瓶口截去，为加饰红釉，可提供工艺上之参照（图22-2）。
又日本松冈美术馆藏一例，玉壶春瓶样式与本品相仿，器腹填红地上留白刻花飞雁为饰，十分罕有，刊于该馆图录《松岡美術館收藏中國陶磁名品展》，图43，东京，年（图22-3）。
Lot.
明青瓷剔刻卷草莲纹盖盒
尺寸：高5.8cm；顶部直径13.6cm；底部直径10.5cm
来源：香港重要私人收藏
展览：香江雅集：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展
出版：郭小凌等，《香江雅集：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展》，页19，北京，年。
说明：扁圆盒式，盖面稍拱，盒身扁腹微方折，圈足外翘，足内用泥条垫烧，存支具痕迹。全器满罩青釉，釉色青碧，质地紧实光润，积釉环翠。盒面用剔刻技法，浅雕装饰，设圆光内填卷草、莲花，卷草舒卷婀娜，草叶外勾，形若清水波涛，莲花用叶托起，下设小螺一枚，自然天趣，粹美悠长。
此盒制坯匀薄，剔刻精湛，为越窑核心产区所制，如寺龙口越窑址即曾见类似作品，出自北宋中前期地层，为同类器物的烧造时间给予参照。
本盒之卷草流利若水波之形，亦见于常州市宋井中出土的一例越窑牡丹鹦鹉盖盒，盒面即环绕卷草与本品相近，二者造型、釉色，亦相仿佛，刊录陈丽华等，《常州博物馆50周年典藏丛书·瓷器》，页22，北京，年（图30-1）。
越窑自唐代已入贡宫廷，为天家成造“秘色瓷”名震古今，所谓陆龟蒙句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”即是也。越瓷盒子多饰花草禽鸟，偶有人物，雕镂神妙，颇多伟观。
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一例，釉色青黄，造型与本品相仿，工艺稍简，面用细线刻画缠枝花卉，刊载《東京國立博物館図版目錄·中国陶磁編1》，页，东京，年（图30-2）；另一例工艺及造型与本品相似者，面饰鸂鶒卷草，卷草纹及环刻线纹亦与本品一致，藏于日本救世箱根美术馆，录于小山富士夫，《陶磁大系·青磁》，图号46，东京，。
本品釉色青碧，光泽润亮，颇不易得。可再较二私人收藏例子，一例釉色较深，盒面剔刻折枝牡丹，硕花宽叶，稍有唐风，曾属日本临宇山人旧藏，后释于Christie’sNY，-5-22，Lot.（图30-3）；再一例卧足，釉色稍黄，盖面浅浮雕鸂鶒莲池，原为台北养德堂收藏，曾于日本展览，《中国名陶展：中国陶磁年の精華》，图45，东京，年（图30-4）
Lot.
清乾隆胭脂红双螭献芝铴锣洗一对
尺寸：高4.3cm；顶部直径9.9cm；宽12.5cm；底部直径7.6cm
说明：器式圆敛口，扁圆腹微端，圈足内卧，足端斜圆，修治细匀，底部内凹。此对洗造型宽平端正，制坯匀厚，胎制精密坚洁，施釉细白光润，质地细糯，光泽清亮，入手温润沉着。外壁用胭脂红彩绘饰，其口围饰云头，胫设莲瓣一环，中腹绘画双螭献芝，螭龙单角上翘，须发后扬，背鳍狭短，鱼尾外卷，四爪作行进之姿，口及爪中介衔、握紫芝。
其施彩深浓，色泽郁丽鲜明，彩质细纯，绘饰用笔圆柔，行线沉着，螭身双钩轮廓，内用平涂技法，浓淡染出，微有光影质感，其上复施密集点染，更显匀谨细严。此器之地釉莹白明润，上设紫红彩堆垛隐起，两相映衬，别具清贵之妙。
此类洗成造罕有，清末民国时已为藏界深重之物，被视作无款官窑，如陈浏《匋雅》所载：“胭脂双螭水盂，爪握灵芝，沿口皆画云头形。如荸蕨式之红孟而稍大，瓷地白如雪，而紫釉凸起，若堆料者然。声望甚伟，盖雍正官窑之无欵者也。”上海文物商店曾藏一例，与本对洗完全一致，见录钱振宗，《清代瓷器赏鉴》，页，上海，年（图34-1）。
Lot.
明十五世纪天蓝釉鼓钉三足水奁
款识：二
尺寸：高8.8cm；顶部直径23.4cm；底部直径17.5cm
说明：器式圆口，微起方唇，弧腹，壁稍直，下三足承起，足作如意云状。外口及胫部环饰鼓钉。器底甚平，暗刻“二”字铭，并存支痕一周，支端细圆。全器内外施天深青色釉，釉质匀厚，开片纹。其色调深蓝闪紫，釉内有淡白色细纹交织，随釉层流动，釉薄处泛荧光，有蜡质感。底面施褐釉，俗称“芝麻酱底”，又施釉起伏不平，为官钧器之特征。后雍正、乾隆御厂摹造钧釉瓷器，其底釉亦起伏不平，呈黏坠质感，意即模拟该特征。
按钧窑器底有数字“一”到“十”者，现习称“官钧”，西人则称为“NumberedChunWares”，即“数目字钧瓷”。又因造型皆为诸式花器，故又称“陈设类钧瓷”。其烧造年代曾倍受瞩目，旧定北宋宫廷督造，并将其与宋徽宗之“花石纲”相联系。
但就近年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，此类“数目字钧窑”皆属明十五世纪钧台窑供用宫廷而专造的作品，并与景德镇御厂作品两相呼应。其依造型变化、工艺精粗，可分“粗放”及“精致”两型。“粗放型”官钧制器稍显墩厚，刻款草率，支痕粗疏；“精致型”官钧则器壁较“粗放型”稍薄，款字精正，支痕密集而较细巧。本器即属后者。
官钧器之釉色变幻万千，凡天蓝、淡蓝、深青、月白、鲜红、粉红、红紫等，各具妙处，又窑火变化，多色交织，若云蒸霞蔚，洋洋大观。本器釉色之深蓝、淡白二色相融，肌理若水瀑奔淌，为官钧瓷之典型。
禹县钧台窑考古曾出土与本器釉色、釉质相一致的标本，有鼓钉水奁、海棠式盆等，录于《禹州钧台窑》，彩版27、28，郑州，年（图42-1、42-2）。台北故宫则藏有釉质一致，但釉色稍淡的鼓钉式水奁，造型较本品稍高，源自清宫旧藏，底刻“一”字及“养心殿长春书屋用”楷书暗款，表明此器曾陈设于养心殿，图像刊于《故宫藏瓷大系-钧窑之部》，页94，台北，年（图42-3）。
此外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例圆口大罐，无数目字，但亦属官钧瓷，釉中肌理斑驳流淌，釉薄处亦稍泛荧光，有蜡质感，质地与本器相仿，编号故（图42-4）。
所谓“水奁”，即花盆之底托，用于贮存积水，亦称“水底”、“盆奁”。官钧水奁至迟于明中期已成收藏品，如陆深所著《俨山集》中即录“钧州葵花水奁一幅，又有菱花水底一个”。而明成化《宪宗御花园赏玩图》及弘治《五同会图》皆可见鼓钉水奁配合仰钟式盆的使用场景（图42-5）。
此外，鼓钉水奁亦可独立栽种花植，如武汉郢靖王墓出土元青花四爱图梅瓶，其器腹所绘“羲之爱兰”，内兰花盆器即鼓钉水奁。又见明万历刻本《琵琶记》中也见鼓钉水奁栽种菖蒲的图像（图42-6）。
Lot.
明宣德青花缠枝莲梅瓶
款识：大明宣德年制
尺寸：高10cm；顶部直径2.8cm；宽8.8cm；底部直径4.5cm
说明：瓶式圆口起滚唇，细短颈，端肩长腹，圈足，足内书“大明宣德年制”青花楷款。其款字方劲，匀正宽匀，极富书风。此瓶制坯细厚，入手沉着，施釉亦颇肥润，细密若堆脂。釉下青花绘画，肩、胫皆设莲瓣俯、仰相对，围衬中腹之缠枝莲花，其花头上锐下丰，瓣尖微翘，花叶勾连外展，映带左右。诸饰运笔平稳沉着，一丝不苟，青花深浓，发色蓝正略紫，青料所聚之稍浓处，有锡斑浮泛。
宣庙青花自古博名，如万历王士性《广志绎》：“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，宣窑以青花胜，成窑以五彩。”又如张应文《清秘藏》：“我朝宣庙窑器，质料细厚，隐隐橘皮纹起，冰裂鳝血纹者，几与官、汝窑敌。即暗花者、红花者、青花者，皆发古未有，为一代绝品。”本瓶制器小巧，丰肩宽博有敦厚之态，光润穆雅，笔意浑成。按宣德青花立件以大者为多，小者绝少，别有仁亲韵味。
本品存世罕有，可比较之例甚少，检点公私收藏宣瓷数千件，暂见一例而已。乃原属大维德爵士旧藏，现存大英博物馆，编号PDF,A.，其施釉光润，用色浓郁，惜绘笔稍粗，配附原盖甚为稀见（图43-1）。
今存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《古玩图》绘于雍正七年（），纸本设色，横展手卷，画录世宗朝内府御玩，群而作谱，以为影存。卷内即绘一宣窑青花梅瓶，其造型、尺寸及纹饰与本品比较，两相无二，可知同类器曾为胤禛宸赏之物，收蓄天府之间（图43-2）。同卷另录一宣德青花缠枝石榴纹梅瓶（图43-3），现仍存台北故宫，其直口端肩，造型与本品稍异，青花绘云肩垂坠，器腹设缠枝海石榴，纹样甚古。器高11.4cm，较本品略高，底书青花宣德年款，编号故瓷（图43-4）。
此瓶亦曾经雍正御窑仿制，如藏北京故宫之雍正年款青花小瓶，刊见耿宝昌，《清代御窑瓷器》，卷一下册，页84，北京，年（图43-5）。
本品另一特色在于浆胎烧制，身开片纹，经年即久，染若哥窑之金丝纵横。浆胎制器为永宣窑器之殊例，民国人已注意到这一现象，如陈浏《匋雅》：“宣德浆胎小盌，内外大开片，有外画有花三圜龙者。
Lot.明青瓷琮式瓶
尺寸：高约：25.4cm；口径约：6.3cm；足径约：6.7cm；腹径：9.8cm
来源：日本私人收藏
说明：瓶式圆口，颈甚短，四方身长直，圈足，修足爽利，足端呈火石红色。此瓶周身方正，制器团实，四角凸起横纹，模拟上古玉琮之切角装饰。内外罩施匀净青釉，釉色纯粹青美，色泽青而微蓝，冷淡天然。釉中聚沫攒起，质地凝厚，内开莹亮片纹，又因四方身形，故釉有流淌，局部淡露细白胎色，与青映衬，雅贵腴美。
两宋金石学风盛行，考古究学三代古礼，冀望成就天朝俨然，故一时古器之尚，前代未有。而地不爱宝，金鼎玉瓶，百奇竞出，各瓷窑亦新发诸式，模拟鼎彝，以足士人雅好。龙泉窑与杭州相去不远，或正是良渚遗珍启发琮瓶制度，成为宋代文化的一个物质符号。台北故宫收蓄一例良渚玉琮，曾经高宗宸赏，用于花器，与龙泉琮瓶比较，即知后者之形塑源流，见刊陈玉秀等，《花事·闲情》，图1-5，台北，年（图1）。
据万历《方氏墨谱》可知，今所称“琮式瓶”，旧称“蓍草瓶”，器制典雅，为明清人所钟爱。晚明袁宏道《瓶史》、张谦德《瓶花谱》等，都有“龙泉蓍草大方瓶”的记载，以为雅尚。而琮瓶大者为多，小型例子尤少，因稍瘦狭，适宜书斋陈设，故被认为品格高于大瓶。如高濂《遵生八笺》中所言：“瓶花之具有二用，如堂中插花……龙泉蓍草大方瓶，高架两旁，或置几上，与堂相直。……若书斋插花，瓶宜短小，以……青东磁小蓍草瓶”他遂将“小方蓍草瓶”列为官、哥二窑的上品，而“大蓍草瓶”则只属中乘之器。
本品莹润青厚，高不盈尺，即属前引“小方蓍草瓶”。台北故宫收藏一例，源自清宫旧藏，尺寸与本品相近，然质地未若本瓶青润有佳，见录蔡玫芬，《文艺绍兴·南宋艺术与文化》，页91，台北，年（图2）；另例器高24.5cm，体润而泽，未见开片，曾属日本冈山林原美术馆旧藏，录于京都国立博物馆，《日本人が好んだ中国陶磁》，京都，年（图3）；再一例东京户栗美术馆收藏者，尺寸、品质与本瓶最为相近，见录该馆图录，《中国陶磁名品図录》，图64，东京，年。
此外，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美术馆收藏一例，原属Eumorfopoulos旧藏一例，米黄釉色，见JohnAyers，FarEasternCeramicsintheVictoriaandAlbertMuseum，图版，伦敦，年（图4）；又徐展堂曾藏一尺寸颇大者，高至38.5cm，即属前引“龙泉蓍草大方瓶”，刊于《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：徐展堂收藏中国艺术选粹》，图37，香港，年。
Lot.明青白釉流云行螭胆瓶
尺寸：高19.4cm；顶部直径3cm；宽9.5cm；底部直径6.8cm
记录：SothebysLON，-6-11，Lot.
说明：此瓶工致殊常，前所未见。其小口长颈，垂腹圈足，制坯沉着，敷釉淡色青白，堆起莹莹，脂润如玉。瓶壁深雕流云行螭，双螭大小相对，面貌各异，一则自空俯降，虎首独角，另一仰首欲腾，龙首长吻，二者皆卷尾细挺。间设团云长流，譬青空万里。其雕镌极精，龙身凸起，细须拂动，腹甲层然，面目精容，神情宛宛，细卷尾勾绕瓶身，几欲离器而飞。
此瓶式垂腹若胆，故有此名，为宋人花事闲情所特制。若冯子振《梅花百咏》：“旋汲澄泉满胆瓶，一枝斜插置幽亭。冰姿玉骨清如许，隐隐风生入座馨。”又如杨无咎词：“小阁清幽，胆瓶高插梅千朵。”皆写生而诗。宋赵伯骕《风檐展卷图》绘画宋代文人消夏清度之场景。画中设凉阁一座，环水而立，主人坐卧小榻，前设条桌上陈书卷、胆瓶及香鼎，可见彼时胆瓶之置用。见刊刘芳如，《国宝的形成：书画菁华特展》，页，台北，年（图46-1）；此外，藏于京都大德寺的《五百罗汉图》内“阿弥陀画供养”一轴，南宋林庭珪、周季常所绘，图中张挂“阿弥陀佛”立像，外有数名小僧，手捧胆瓶，插饰清荷，欲入堂中作香花供养，其所捧胆瓶粉白施彩，外壁即围刻流云，正与本品相仿（图46-2）。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南宋官窑胆瓶，粉青冰釉，隽润照人，造型与本品相近，器高13.6cm，尺寸较本品略矮，刊于蔡玫芬，《文艺绍兴：南宋艺术与文化·器物卷》，页，台北，年（图3）。
此瓶所施大小双螭，应典自宋人“教子升天”。明姜绍书《韵石斋笔谈》中“宣和玉杯记”：“宋宣和御府所蔵玉杯三，其一内外莹洁，绝无纤瑕，杯口耸出螭头，小螭乘云而起，夭矫如生，名“教子升天”，真神物也。二名八面玲珑，三则单螭作把，外多花纹钩碾，精工莹白过于教子，而神彩稍逊。”文中所录虽已无存，但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蓄一玉杯，器作花形，外设开光，填刻水波游螭，又杯柄攀一螭拱起为把，即“教子升天”之饰。而本品之老螭见龙在天，小螭扬起欲飞，正取亲亲教导之意（图4）。
此瓶雕剔精隽，工艺复杂，二螭细长卷尾或先以泥条捻出，贴附瓶壁，再施刀刻画，深剔其形，极为细腻。胎质亦颇沉匀，土色细白，质地精润如玉，此等种种，前所未见，珎物至美，存世仅有。其螭龙穿行，深雕精镌之设计及工艺，或曾受到同时代玉器的影响，如南京江宁建中村南宋绍兴二十五年（）墓中所出一玉螭腰环，上设螭龙凸起，腹身隐于云中，图像刊载王宣艳等，《中兴纪胜：南宋风物观止》，页，北京，年（图5）。
按《宋史·舆服五》：“景祐...三年...仍毋得为牙鱼、飞鱼、奇巧飞动若龙形者。”可知诸飞腾珍兽若龙形者，皆曾为宋廷禁民应用。尽管关于纹饰禁令的刊布与执行向来模糊，不可一概而论，但检点世存宋代陶瓷，除去神道明器之外，饰有飞龙、行螭等龙形动物的，确实十分罕见，基本为汝窑、官窑、定窑、龙泉及景德镇、耀州等窑所造，且后三窑饰有诸龙者极为稀罕，而上诸窑又皆与赵宋宫廷关系密切，可知纹饰禁令对于陶瓷生产，确有一定影响。以本瓶纹饰、工艺之特殊，品质之高超，文气之充沛，纵不能与南宋宫廷建立确凿的联系，也至少可视作高级订造之瓷，绝非泛泛之流。
此瓶固极罕有，而“教子升天”之螭龙流云穿行的纹饰及构图却流行宋代，且影响深远。晚明士人慕宋极盛，物器玩好以宋制为珍，故彼时亦多拟宋造器，螭龙图饰亦在此时深受欢迎。如上海明末朱守城墓出土一组硬木器文房，内即有一紫檀木扁瓶，应作筋瓶之用，外壁浮雕行螭攀附，若流云如环，极为珍贵，现藏上海博物馆，其雕镌风格宋风昂然，与本品相似，可视作末裔遗存，录于刘静等《中国美术分类全集·中国竹木牙角器全集》，页，北京，年（图6）。